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日本政府的外务大臣重光葵和日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大将代表日本签订并向同盟国九国受降代表美丽国的麦克阿瑟上将所呈递的日本政府投降文书完全接受了被茨坦公告中的条款。

    投降文书上明确的写道：“我们谨奉天皇、日本政府及日军大本营之命，做为代表接受美丽国、华夏、英吉利三国政府首脑七月二十六日在波茨坦宣布决议，以及之后由苏联附署的公告各条款。”

    投降文书中的第六条声明：“我们为天皇、日本政府及其后继者承允忠实履行波茨坦公告之条款”。

    日本政府既然接受了波茨坦公告中的一切条款，当然也就接受了其中“对于战犯，将予以严厉的法律制裁”的条款。

    波茨坦公告中规定了日本政府必须接受的投降条款，但在形式上还需要一个盟国授权的具体的法律根据，而这个法律根据便是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在苏联的莫斯科召开的苏联、美丽国、英吉利三国外长会议中所通过的一项决议，这个决议华夏政府也是表示了同意，因此，这便成为了对日本作战的四大国的一致性决议。

    这项决议规定，盟国驻日最高统帅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便促使日本政府投降及占领和管制日本时的各条款全都能够顺利的实现。

    于是，这个决议给予了盟国驻日本的最高统帅拥有庞大且广泛的权力，同时，在法理上说，盟国驻日本的最高统帅对同盟各国也负有实行波茨坦公告中各条款，特别是包括严惩日本战犯条款的义务。

    根据盟国在莫斯科会议上的这个决议，远东盟军最高统帅美丽国的麦克阿瑟上将经过同受降各盟国的外交磋商之后，在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九日的时候，颁布了一项“设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特别通告”。

    在通告中，远东盟军最高统帅美丽国的麦克阿瑟上将表示，由于美丽国及其同盟国共同反抗轴心国所进行非法侵略战争的各国曾迭次发言，审明它们决意对战争罪犯要加以法律制裁。

    由于美丽国、英吉利国和苏联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的莫期科会议上研究讨论了日本政府履行投降条款的问题，后经华夏政府同意，确定了远东盟军最高统帅就颁布所有特令规定。

    其中，第一条就是设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负责审判被控以个人身份或团体成员身份，或同时以个人身份兼团体成员身份，犯有任何足以构成破坏和平之罪行的日本战犯。

    第二条是法庭的组织、管辖权和职权，其中的详细说明，则是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宪章中。

    第三条是本命令丝毫不妨碍为审判战犯而在日本或在某一与日本处于战争状态的联合国家内的任何地区所建立或必须建立的任何国际法庭、国内法庭、占领区法庭或委员会或其他法庭之管辖权。

    对于日本的主要战犯或甲级战犯，将由正式组织的国际法庭依照法律手续加以审讯和制裁。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也是国际法和国际关系上的一个伟大创举，因为在以前，一个战败国的领导人物，即使他们是发动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一般也都是通过国家签订条约进行赔款的形式，而个人却从来没有受过法庭的审判和法律的制裁。

    同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于日本战犯的审批，也存在两个遗留的问题，第一个就是日军遗留在华夏的化学武器问题。

    由于，日军在与华夏政府的战争期间大量的使用了化学武器，而日本投降后在华夏的日军遗留的没有爆破的化学武器泄漏问题给华夏的百姓带来了非常多的伤害。

    华夏的十三位索偿人组成的第一组诉讼就涉及到日军遗留的化学武器在华夏黑省的三次泄漏事件造成的伤害，另外还有第二组诉讼，则是来自华夏东北地区的四次日军遗留化学武器泄漏事件。

    随后的审判决结果也是有喜有忧，来自华夏的第一组诉讼，日本法庭判给了原告方相当大数额的赔偿，当然，日本政府在收到判决后也是立即上诉，日本政府在上诉阶段宣称，在华夏东北地区的化学武器有可能是苏联军队遗留下来的，甚至有可能是华夏政府军队自己留下来的。

    而第二组索偿请求则是被驳回，驳回的原因是化学武器的泄漏是发生在日本本土之外，不管日本政府在事件前有没有向华夏政府提供化学武器的埋藏地点的相关资料，都没有可能防止泄漏。

    如果日本法院的意思只是说，伤害来自于未曾预见的情况，那么其实还是存在对华夏公民造成实际伤害的责任问题，而造成伤害的弹药从一切可能性来看，都是属于日本军队遗留的。

    在讨论这些诉讼时应该提到一个相关问题，即日本政府在一九九三年《禁止化学武器公约》下的义务。

    关于老旧的化学武器和遗留的化学武器，《禁止化学武器公约》中的第三条第1(b)(iii)款要求，每一缔约国至迟于公约对其生效后三十天，宣布它是否在其他国家领土上遗留过化学武器，并按照核查附件第四（b）部分第十款提供所有可以获得的资料。

    日本政府于一九九五年九月十五日核准了该公约，因此，《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对日本政府与其他的缔约国是一样，在一九九七年的四月二十九日正式生效。

    来自华夏的第二组诉讼的判决至少可以把这个提供资料的义务考虑在内，既然判决是在公约对日本政府生效后很久才下达的，所以，日本法院声称的即使提供了化学武器地点的资料也不能确保结果不同，这个借口是不成立的，而日本法庭显然正是用了这样一个借口。

    直到一九九九年的七月，华夏和日本两国政府才签订了一份关于销毁华夏境内日本军队遗弃化学武器的备忘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