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弘治五年。西历1492年，8月3日。
    在西班牙联合统治者，卡斯蒂利亚女王伊莎贝拉，与阿拉贡国王斐迪南二世的资助下，意大利航海家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开始向西航行，试图探索一条通往东方印度和中国的新航路。
    10月12日，船队抵达美洲巴哈马群岛，但哥伦布却坚持认为自己西航所达之处为印度，故极其错误地将美洲原住民称作“印第安人”。
    此后的1498年，葡萄牙人达·伽马在迪亚士发现非洲好望角的基础上，开辟了欧洲从海上直通印度的新航路。
    从这一年开始，世界各大洲和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逐渐加强，国际贸易量迅速增加。自此，世界市场开始有了一个雏形，商业全球化也露出了它的小荷尖角。
    虽然从十六世纪开始，欧洲在世界贸易中的重要性稳步增加，但可以肯定的是，至少在1500年至1800年之间，也就是地理大发现到欧洲工业革命之前的时代，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而非西方，才是世界经济的中心。
    不管是从经济分量上看，还是从技术和生产力上看，抑或从人均消费上看，甚至是从所谓的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机制的”发展上看，欧洲在结构和功能上都谈不上称霸。
    16世纪的葡萄牙、17世纪的尼德兰，甚至是18世纪的英国在世界经济中根本没有霸权可言。在所有这些方面，亚洲的经济比欧洲发达得多。
    在中明到中清的长达三百年的时间里，中国才是世界经济的中心。中国凭借着在丝绸、瓷器等方面无可匹敌的制造和出口优势，在和任何国家进行贸易时都是顺差。
    不仅邻近的国家，与中国保持着以君臣关系为基础的朝贡贸易，甚至遥远的欧洲国家与美洲国家都卷入了与中国的远程贸易之中。这使得以绸、瓷为主的中国商品遍及全世界，而占全世界产量的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白银则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
    与此同时，西方耶稣会士不远万里来华，在传教的过程中把欧洲的科学文化传播到中国，与传统的中华文明展开了前所未有的密切交流。
    自徐光启从正四品詹事府少詹事跳升至正二品礼部尚书，并以朝廷的名义向澳门耶稣会发出邀请函到现在已经过了快两个月了。
    函件由通政使司发出，先从北京出发走京杭大运河一路下到杭州，之后再走海运从杭州发到广州。
    兵部右侍郎、总督两广军务兼巡抚广东陈邦瞻，接到北京方面发来的函件之后的第一反应是疑惑。因为万历四十四年，在南京掀起了一场针对耶稣会的教案。
    “南京教案”本身并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它的问题在于，本次教案由前不久升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的沈发起，而教案最后的结果，是万历皇帝朱翊钧罕见地下旨，命令广东督抚将耶稣会人士驱逐出境。
    同时，执行这一命令的人，是总督两广军务兼巡抚云南的兵部右侍郎周嘉谟。周嘉谟现在也在北京，并任九卿之首、“天官”吏部尚书。
    更让陈邦瞻不解的是，这封函件上面盖着礼部的官印，署名却是徐光启。在陈邦瞻的印象里，徐光启还是一个在通州练兵詹事府少詹事。
    而且，徐光启和周嘉谟同属东林党。沈是现任内阁首辅方从哲的同乡，是靠着方从哲的学生、齐党领袖亓诗教的会推，才得以进入内阁的递补名单。
    也就是说，邀请耶稣会进京的徐光启，和把耶稣会驱逐到澳门去的周嘉谟是一党的人。发起南京教案沈是反东林党联盟那一边儿的，但在教案这件事上，他又在客观上与东林党的周嘉谟有过合作。
    陈邦瞻拿着函件想了半天，愣是没想通朝廷里发生了什么。看起来，徐光启任礼部尚书并邀请耶稣会进京，是东林党人得势的一个侧面体现。但随着这份函件一起到广州的，还有朝廷的邸报。
    邸报上显示，东林党的“荐官疏”并没有被通过。在递补天下缺官这件事上，皇上选择采纳内首辅方从哲、吏部尚书周嘉谟、刑部尚书黄克瓒联署的谏言，命令各州县现任最高级官员暂代主官，并宣布于泰昌元年新开恩科。
    这则邸报直接把陈邦瞻的脑子给搞宕机了。负责恩科的是礼部与吏部，两部的官员都是东林党人，这很正常，但恩科的前提是东林党的“荐官疏”被否决。
    而否决此疏的基础，春闱，又是东林党的周嘉谟、浙党的方从哲，以及无党的黄克瓒联合提出的。
    这......这在干嘛啊？在宦海沉浮多年的陈邦瞻第一次觉得朝局如此迷幻。
    其实也不怪陈邦瞻胡思乱想，因为自万历十年张居正病逝之后，神宗朝就开始了各种各样的斗争。
    “倒张、倒冯案”将文官群体生生地撕成了“保张”和“反张”两个截然对立的派别。
    之后，围绕皇位继承问题的“争国本”“争册立”“争三王并封”又搞得内外两廷乌烟瘴气。
    最后，标志着郑贵妃和皇太子朱常洛之间的斗争进入白热化的“梃击案”与“妖书案”，更是让朝廷几乎陷入了瘫痪的状态。
    中央斗得不可开交，地方也是战战兢兢。生怕哪件事情被敌党抓住，然后成为攻击本党的把柄。不过，万历皇帝也有一点儿好，就是递上去的奏疏他基本不回，不管是举荐还是弹劾，皇帝陛下一概留中不发。
    幸亏胡思乱想并没有影响陈邦瞻的例行工作。他以广东巡抚的身份命令香山县县衙向澳门耶稣会传达朝廷的意志，要求县衙在送出邀请函的同时，用命令而非请求的口吻让耶稣会立刻进京。
    陈邦瞻有如此态度，是因为在明代，旅居澳门的外国人没有这一隅之地的主权，葡萄牙只是租客，不是主人。
    同时，朝廷对澳门实行“建城设官而县治之”的管理方式。也就是说，澳门属于香山县管辖，香山县派驻官差，设置提调、备倭和巡缉等三個行署，同时指派海防同知和市舶提举进驻澳门，管束葡萄牙人的商业及陆上行为。
    在陈邦瞻看来，澳门的色目人和朝鲜这样的藩属国臣民无异。如果朝廷要他们进京，只需要像征发徭役一样，给个命令让下面的县衙去执行就是了。徐光启以礼部的名义向他们发出“邀请”，这显然是过于抬举他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