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学党之乱’，东学党是什么？”珍妃扫了一眼堆在御案上的厚厚一摞奏摺，成功地捕捉到了一个陌生的名词。

    “说了你也不懂。”皇帝只顾奋笔疾书，并没有抬头。

    “您不说，我又怎么会懂嘛。”她小声抱怨着。随后又识趣地说：“奴才是不是打扰到您了？”

    “还好。当然，如果你少说两句的话，就更好了。”

    “哦……”珍妃乖巧地点了点头，“那我不说话了。”

    此时正值初夏，天气一会儿冷一会儿热的，变化多端。皇帝感染了风寒。他蹙着眉，一只握成空拳的手抵在嘴唇上，轻轻地咳嗽。发现她在盯着自己看，皇帝问道：“看什么呢？我脸上有东西吗？”

    “我想把您的每种样子都牢牢记在心里，方便我见不到您的时候拿出来回味。”

    “你真傻。”他笑着说。原本清朗的眉眼更加澄明了。于是一整个冬天的雪，都融化在了他的眉目里。

    “奴才可不傻。”她凑过来，“这是顶顶重要的事情呢。”

    然后她又开始半是撒娇半是认真地缠着他，让他发誓，除了她之外，自己从来没爱过别人，一点点的动心都没有。好像小猫抢食一样，大有抓住了就不松手之意。对于她对自己的这种占有欲，皇帝心里是很喜欢的。珍妃看出来了，所以总是在他面前有意无意地表现这一点。明明彼此心里都清楚，这些是不可能的事——比如皇帝永远不会只属于她一个人，他有自己的事业；比如在她之前，他的经历并不是一片空白。可她偏偏要反过来说他是她的人，强调他是只属于她的。珍妃乐于扮演一个完完全全折服于他、依赖他的爱才能活下去的角色。

    她太懂得怎么把握他的心。

    谁能想到，朝鲜爆发的东学党起义，竟成了日本挑起战争的突破口。日本以保护使馆为借口出兵朝鲜，并找借口不断增兵，战事一触即发。

    “可以一边添兵，一边使英、俄从中斡旋讲解。”

    “那也要日本先撤兵再说。”皇帝说，“撤兵可讲，不撤不讲。皇太后也表示，不准有示弱语。”

    光绪二十年六月二十三日，一切战与不战的讨论都作废了——日本不宣而战，在丰岛海面对北洋舰队发起攻击，并击沉了中国的运兵船“高升号”，造成八百余名中国官兵遇难。

    光绪二十年七月初一日，即公元1894年8月1日，清廷正式下诏对日宣战。

    “倭人逼人太甚，开衅在前，偷袭在后。应迅速进剿，扬我国威。”皇帝在“见起”时这样说。

    这是皇帝亲政以来的第一件大事。

    他是多么盼望打一场胜仗。只要这场仗打赢了，不但自己可以像圣祖仁皇帝、高宗纯皇帝那样为天下后世所景仰，更能为国家一雪几十年来被列强欺凌的耻辱。

    朝阳的光辉照在他年轻的脸上，给他镀上了一层绚丽的金色。

    朝廷里一众人的志在必得很快被清军的节节败退击碎了，剩下的只有埋怨。人们急于为前线战事的失利找到一个或几个罪魁祸首。管理北洋，此次延误军情，平素对外又一贯妥协的李鸿章，和外行指挥内行的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首当其冲。

    “易俊、高燮曾两摺参劾海军提督丁汝昌。”翁同龢拿着这两本摺子说，“该提督畏葸无能、巧猾避敌，已经有不少人参他了。”

    “丁汝昌乃发匪降将，对‘投降’一事简直是驾轻就熟。”协办大学士、礼部尚书兼军机大臣李鸿藻不失时机地附和道。

    皇帝只顾低着头摆弄一只碧绿透亮的翡翠扳指，把它转过来转过去的，似乎没在听他们说什么。

    “皇上……皇上？”翁同龢见状，小心翼翼地试探着，想让皇帝的思想转回到丁汝昌身上。

    “啊，”他回过神来，“你继续说，我听着呢。”

    “诸臣弹劾，异口同声。不治此人之罪，公论未孚。臣等请将其革职，令其戴罪自效。”翁同龢说。

    “就按你们说的办吧。”

    光绪二十年十月初十日，是慈禧皇太后的六旬万寿圣节，举办万寿庆典。是日，大连湾失守。

    十月二十四日，旅顺陷落。日军将屠刀对准了手无寸铁的平民，在这里进行了四天四夜的屠杀。

    光绪二十年冬天的天空是灰蒙蒙的，像一块坚硬而冷漠的铁。它看不见人间的疾苦，看不见在中华大地上发生了怎样屈辱而沉痛的一切。

    一边是悠扬的乐曲，一边是血腥的屠杀。这些冤魂临死前的悲鸣无法上达天听，于是粉饰太平下的极乐，与伏尸遍地、血流成河的极哀，荒诞地在同一个国度轮番上演。

    美国公使田贝到总署，自称奉其国电为中日调处，清廷需承认朝鲜自主，并赔偿军费。皇帝说：“冬三月倭人畏寒，正我兵可进之时。现在却说停战，会不会是用计误我啊？”

    十月二十七日，皇帝接到旅顺失守的电报，怒不可遏，下谕旨惩办李鸿章：“该大臣调度乖方，救援不力，深堪痛恨！著革职留任，并摘去顶戴，以示薄惩，而观后效。”

    “上头年轻，被那些清流言官蒙蔽了。可恨那翁常熟，每每在上头面前进谗言，架弄着皇上喊打喊杀的。不但丁汝昌被参劾得惨，连中堂大人也……”

    李鸿章不答。

    盛宣怀又说：“皇太后怕是要出山了。”

    “未必。战局糜烂至此，皇太后断然不会主动出来揽责。”

    “本来是这样的，可皇上把桂祥派去了山海关。您想想，这皇太后和皇后能乐意吗？皇太后不满二妃，尤其是珍妃已久了，索性借着这个由头都发作了出来。瑾妃、珍妃均被降为贵人，据说还赐了廷杖。二妃的堂兄志锐也被贬为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多多少少采取了些行动。”

    “当真是祸起萧墙了。”李鸿章饮了口茶，又说，“不过，这样也好。”

    京城里好事的人针对此事编了一首七言绝句，首二句是“一自珍妃失宠来，伯愚乌里雅苏台”。珍妃失宠，失的是皇太后之宠，而非皇帝之宠。四川盐茶道玉铭买官事发之后，皇帝又惊又怒——她怎么能为这种人求官？转念一想，珍妃一个后宫女子懂得什么前朝之事呢，不能对她要求这么高；况且这件事自己也有责任，没有搞清楚她举荐的人究竟才能如何。因此，他下朝来到景仁宫时，气已消了一大半。

    皇帝只是平静地将玉铭陛见时对公事一窍不通，还有鲁伯阳被刘坤一等人弹劾的事告诉了珍妃，一句重话都没说，她却已经羞愧难当了。她跪了下来，眼睛蒙上了一层水雾。努力不去眨眼睛，可晶莹的泪水还是簌簌而下。她抬起头望着他，怯生生的，小兔子一样。她有个特点，一哭，鼻子就会泛红。此时鼻头又是红红的，更像只小兔子了。

    皇帝看到她这副模样，倒不忍心责备她了。反过来安慰她道：“没关系。你别怕，有我呢。”

    尽管珍妃被降位、被杖责，但这并未给皇后带来多大的快慰。单是想想皇帝对她会是怎样地关切、怎样地温存、怎样地寸步不离，皇后的心里就泛起一阵酸意。

    她妒忌珍妃。连她的痛苦她都妒忌，因为这痛苦可以牵动皇帝的心。

    他清瘦纤弱的身体的触感，他身上好闻的香料味道，以及他从前带给自己的那种令人万劫不复的快乐。对这一切，她陷入了不可自拔的想念之中。

    皇后还记得皇帝上一次来她住的钟粹宫的情景。已经是好几个月以前的事了。

    那天他一会儿说屋里的陈设摆得不好看，一会儿嫌茶烫了。她不乏醋意地冷笑道：“我这里的茶，自然是没有景仁宫的好喝。”

    皇帝听闻，把茶杯重重地往桌上一摔，说：“每天不是阴阳怪气就是摆一张臭脸，给谁看？我又不欠你的！”

    “您想看笑，大可以去找珍妃啊。别人又不是卖笑的。”

    “你有完没完？”

    “没完！我到底做错了什么，能让你这么不待见？为什么你和她有说有笑，对着我却无话可说；为什么我身为皇后，待遇还不如一个妃妾；为什么我尝试过融入你的生活，你却不给我这个机会……这对我公平吗？”自尊心和羞耻心让皇后几乎说不下去了。尽管她恨不得把这几年的委屈一股脑儿地倾泄出来。

    “你想要公平？公平就是，如果没有皇太后的亲侄女的这个身份，你根本当不上皇后！”他怒极反笑，“今天我就听你的。来人，摆驾景仁宫。”

    说完，皇帝抬腿就走了。一气之下，她把他刚刚用过的茶杯砸在了地上。暗绿色的茶叶像一叶叶小舟，在晶亮的水里有的浮荡，有的搁浅。

    过后，她又觉得十分后悔——本来好好的，干嘛要提景仁宫，干嘛要提珍妃？为什么自己总是把事情搞砸呢？

    陆军、海军皆败绩连连。张荫桓、邵友濂踏上了赴日议和的路途。

    在爆竹声中，在威海卫军港的硝烟里，甲午年就这样过去了，迎来了乙未年。

    而战争，以及战争带来的后遗症，还远远没有结束。